翻开我的80年代初的记忆，里面肯定没有诸如里根和布什在国会大厦前向群众致意之类的画面，我的记忆凝固在一个对角线长304.8毫米的玻璃屏幕上，而屏幕上此时正闪过一幅欢快的图像，“日立才是黑塌鸡”，无错，这是一台12英寸日立黑白电视带给我的永恒记忆。

此外我还记得1980年12月，我从这台黑白电视里第一次看到一个头上长角，胳膊滚圆的小家伙飞天入地。1884年申请专利的尼普可夫圆盘最终在1980年开始左右我的生活。回过头来翻翻资料，介绍得十分简短：我国在1958年9月2日，开始播送黑白电视，并建立了相应的电视工业。1973年，开始试播彩色电视。

在我看来，电视是一种贵重、神秘、共享的圣物，每天七点，每个周日的六点半，家属区的小孩们肚子胀鼓鼓的，拿着各式凳子飞叉叉奔向电视室，等着钥匙管理人（我认为这实在是个很神圣的职业）开门，矜持的家长们谈笑风生跟在后面，至于他们在说什么我早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根本不是关注的重点。当《加里森敢死队》火爆登场时，家属区的木门上便陆续出现了各式形状的刀口，《大西洋底来的人》还没完，河里的小孩纷纷摆动屁股，幻想着自己能在河底漫游。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6年的某天晚上，我和同学在街上闲逛，天还不晚，但街上却空无一人。我们逛完一圈后终于确定自己是今晚街上仅有的两个闲人，当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时，从空旷的街道上空传来一阵幽幽的歌声，音源很广，还带着共鸣，只有许多喇叭同时发声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于是我们就这样沿街走着，完整地听了一遍《红楼梦》的主题歌。

《少林寺》剧照
阿童木是那时孩子们的最爱
吃霰弹枪！

电视在当时不仅仅是一种休闲的工具，很大程度上它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记得家里刚买电视的时候，一个农村亲戚知道消息，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我家，无比幸福地和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出现七彩条纹。

1982年一部电影影响了许多人，一些小孩离家出走，更多的孩子在和同伴打闹时嘴里开始“嘿哈”有声。我们回过头看这部合拍的《少林寺》时，发现它当年在香港票房只排名第三，票房是16,157,801港币，略逊于第二名《龙少爷》（我是在93年才看到它的VCD）的17,936,344，比第一名《最佳排挡》26,043,773差了很远。大概在香港人眼里这不过又是部功夫片罢了，但在当时，那无疑是个神话，从故事，画面，动作，人物，全方位焕发光彩的杰作。有人如痴如醉地连看了18遍，我在第三排，半蹲半坐看完了整部片子。虽然这对身体是种痛苦的折磨，但我认为很值。

1982年还有一部合拍的片子，当年它在香港的票房可说籍籍无名，排在第47位，只有3,091,114港币，但对它却不得不提。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们只是看了它的影像。

我记得当时情形很怪，电影放映队从附近的几个单位借来电视机，在电影院里整整齐齐摆了六排，于是在电视里，我第一次看了这部《塞外夺宝》，并且第一次听到电视录像这个名字。从那时起，大多数人便认为电视录像是独立于电影，电视剧之外的东西。后来的确也出现了这样的东西，不在电视台播出，只是在录像厅上映，内容多半是孤胆侦察员深入敌阵，和凶狠的歹徒以及妖艳女人周旋，其可笑的特效与烟火和后来的电视剧一脉相承。

同样录像机的历史也可谓久远，1951年，以美国无线电公司为主的一些公司开始进行了彩色多磁迹录像带及其播放系统，但播出的画面比较模糊，未能马上投入实用。

1956年4月美国的安培公司率先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磁带录像机。

还有一些情况比较隐秘，比如1981年三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三洋独家展览会”，这家以录音机和录像机横销中国的公司，如今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外。

曾几何时，我们习惯于电视录像油画般的图像风格，真正看到清晰的录像带时，反倒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历史在前进，电视继续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血疑》，《排球女将》，《霍元甲》——我一直把“昏睡百年”听成“浑水白莲”，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我们看着王景愚绕桌吃鸡乐不可支，第一位偶像张明敏出现，我记得他接受采访时不断强调，“不要叫我歌唱家，叫歌星，歌星就可以啦。”

忽然之间，我的生活——我们一群人的生活拐上了一条岔路，一切的起源是1972年6月27日，布什内尔和另一位同事T.Dabney各出资250美元创业资金，把自己公司的牌子高高悬挂出去，并聘请阿尔科姆作为新公司第一位全职工程师。他们原打算将公司取名为“会合”（Syzygy），发现有人已注册了相同的名称，于是改称“雅达利”（Atari），取自诺兰钟爱的日本象棋游戏，“雅达利”就是象棋中那句杀棋的吆喝声——“将军”！——这导致在某天清晨，我发现街头有人摆出台电视，一个黑匣子，各有一条线连着电视机和一个小黑盒子，上面有一根摇杆和一个按钮。

众所周知，那个年代还没有城管，所以街头聚集一群人也不会产生任何不良效应。在人头攒动中，无数双眼睛盯着屏幕上一个个不断移动代表飞机的方块，付出一毛钱后你便可以操纵飞机发射子弹，向无限的敌人射击。

雅达利公司的产品开创了一个时代，不幸的是开创时代的英雄往往很快被时代淘汰，隆隆作响的飞机游戏便败下阵来，对手只是个其貌不扬的红白色盒子，任天堂的FC堂皇登场了。

曾几何时，我只能象电视里那些可怜儿童般把脸贴在橱窗上，鼻子挤得扁扁的，望着心仪之物流口水。当然，玩还是有得玩，街头巷尾都有摆摊的，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罩上硬纸板子挡阳光，几台任天堂，几张小凳子，游戏世界的基本元素由此组成。

因为顾客们财力有限的缘故，包机不可能，所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收费方法，按局数收费——《魂斗罗》，一毛钱三条命，其余游戏依此类推。老板双眼紧盯屏幕，在GAMEOVER出现的一刻将手柄递给下一位顾客。优胜劣汰从此开始。没有游戏天分的家伙多半在第一关的半途夭折，而脑子好，反应快的则稳步前进，最后一众高手闭上眼睛也能完美通关。老板们开始吃不消，于是纷纷引进新游戏。但历史再一次无情证明，时代终究是在进步的。游戏达人们一法通，万法通，在很短时间里便掌握了新游戏的诀窍——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诀窍也很有限。所以象什么《采蘑菇》，《赤色要塞》《绿色兵团》……统统成了小菜一碟，路边摊老板们的游戏大业再次岌岌可危。

时间在流逝，世嘉异军突起，红白机时代渐渐过去。路边野摊改头换面，游戏室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城里接连有四五家游戏厅出现。

老板们开始计时收费，对众多菜鸟来说这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不用在意身边虎视眈眈的目光，也不用在哄笑中满面通红地下场——但价钱委实不算便宜，最高时节五块钱一个小时，这在当时对任何学生都是笔不小的数目。

我记得当红白机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里时，班上有个女生首先拥有了一台。结果周末时她家经常人满为患，很快这台机子就被她父母送给了别人。

而另一位同学的父母给他买了台电脑，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凄惨的一个故事，这台电脑花了一万多块钱（但愿我能知道它的型号），作为极稀有之物，在小城着实引起了一阵轰动。这两位老人家都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可惜投资的项目选的不对。第一，这台电脑并没有象他们期望的那样升值，现在，作为电脑它太旧了，当古董又太新；第二，这位同学没能成为比尔盖茨或杨致远第二，虽说也混进了IT圈——如今他是家乡小城一间小网吧的老板。

如果有人真的要作一部游戏史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一章，就不得不提到众多的游戏厅和游戏室，游戏厅现在几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游戏室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风雨飘摇起伏不定。我们知道如果那时年纪大的人犯了错误，一般都是封建余毒的影响；年轻的则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游戏机作为犯罪的温床与帮凶时时出现在报端，如今不过换成了网络游戏等等等等。不由又想起一帮美国胖子起诉麦当劳，指出他们肥胖是由于吃了麦当劳高热量的食物所致。法官干脆利落地驳回了他们要求赔偿的请求，法官说，你们肥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能管住自己的嘴。

然后时间飞快，80年代落幕，90年代不期而至，对我来说90年代的起点是昔日卫视中文台的一部《东京爱情故事》，90年代的标志是网吧。

《红警》，《三角洲特种部队》，《帝国时代》，《星际争霸》……由于这时一小时8块钱的上网费，我们对56K的小猫连着十数台电脑并未感觉有何不妥，还有强人以12块/小时的天价在BN上通宵星际。然后某天网费降到4块钱时，我开始自己的第一次上网冲浪。

世界从此彻底改变。

下沙：假如没有朝河兰

其实很难去想象，如果没有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说到这里不由得又要抬出我所喜爱的某部漫画的场景：一个水晶球脑袋、身穿宇宙服、下半身是飞碟的外星人飞过来，指着一个类似核武器发射按钮的把戏对我说：“这是改变人生的按钮。要按吗？”

　　当然并不会有这样的按钮，因为在牛顿力学里，时间是独立于三维空间之外的，而我并不理解相对论，也无法想象重力场怎样去扭曲时间……20多年来的诸多于我个人而言意义深远的事件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堵死了回去的路，现在，我只能凭借胡思乱想捏造我莫须有的人生。 而我觉得最有必要阐明的是，到底是什么让我的工资一直停留在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水平线上；去除掉这些绊脚石，我前进的道路是不是就会一帆风顺。

　　首先我要讲的是就业形势的恶化。这很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它对我个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以至于我进到人才市场时发现会讲几句洋泾浜英语的本科财经类人才多如牛毛，使得本地的会计人员平均工资大幅下滑……而当1998年那帮小青年们欢呼“我们也可以上大学了”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江浙一带出现了民工荒。当然如果外星人这个时候出现，对我说：“哥们儿，大学要扩招了，你愿不愿意回头苦修民工技巧？”我也未必会答应。因为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时候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开始疯狂膨胀，在人才市场上老泪纵横的应届毕业生们又杀回了大本营。难道没有了他们，我的工资就会有所突破？我看也不好说！

　　至于我之所以没有和他们一起杀回研究生院，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他们列队杀到图书馆里去自习的时候，我和另外一干人(此刻多半也在感叹就业形势的恶化和工资水平的下滑)同时发现了QQ和Star Craft。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轻舞飞扬就已经得了红斑狼疮，而“忧郁的小萱萱”还没有唱出名气来，我们对“恐龙”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就开始贸然和女网友约在北太平庄的肯德基见面……真是不知死活！再后来，三大门户网站就上市了，IT精英们赚了很多钱，当然，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如果没有Blizzard，我们则可能会成群结队的去买回古典或者民谣吉他，在女生宿舍楼下的草坪上一字儿排开用单弦让宿舍大妈寝食难安。这样的大学生活似乎同样也无法保证我能获得足够的核心竞争力……

　　再往回，又是什么让我跟北大清华失之交臂？我回想起97年，当时以深发展领军的大牛市捧红了各大证券交易所的一帮靠胡说八道骗取小股民信任的证券分析人士，而我母亲则指着电视上他们唾沫横飞的嘴脸对我说：“你要成为这样的高级金融人才！”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就没有能去到清华进行基础科学的研究，也就没有办法读懂广义相对论……后来大学里的证券课程教授在讲台上唾沫横飞的说“全流通！只有全流通才是中国股市的出路！”我觉得他的嘴脸跟证券分析人士们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总之，我成了半吊子的财经专业人士，而南方证券则被证监委接管了，我母亲的股票仍然被套牢。可是如果没有证券市场，国企怎么解困？融资渠道和民间游资的投资冲动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市场经济怎么向纵深发展？仅仅为了我个人的一己之私，要我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兴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置之度外，我又怎么做得出来！

　　那到底是什么阻住了我前进的去路？难道是现已息影的著名女星朝河兰？难道是生命力顽强的女神的圣斗士？难道是在荒岛上用斧头砍死老婆的变态艺术家？难道是因为“缺少终极关怀”？我一边在把心情散文变成再一次的满腹牢骚，一边被用搅屎棍子戳起来的陈年回忆弄得头昏脑胀不知所云。在我18岁以前，我以为我的生活会像朴素唯物主义者所信仰的那样由我肉眼可以分辨的原子构成，而之后我则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它无时无刻都在被遥远的时空中所发生的一些莫名奇妙的事件所影响。太平洋上的蝴蝶扇动翅膀不光引起了海啸，还让我不能钻研基础学科，以至于无法理解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去研究理论物理的话，说不定我现在就会转而抱怨就业范围太小，选择面过于狭窄……总之，我觉得我现在满怀怨愤，不能全怪朝河兰，但跟她多少也有点关系。她也不过就是一个敬业的演员，哪里想得到会有这么多青年为她梦牵魂系！而没有她朝河兰，小泽圆和吉川央奈也不会让我们青春的心停止跳动！

　　无数个这样的朝河兰、股评专家和来不及就业的大学本科生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车轮占满了整个路面，轰隆隆的顺着下坡加速滚过来把我们连同手持“改变人生的按钮”的外星人一起轧成肉泥。这时候我是一张薄薄的肉皮，而这只轮子半径如此巨大，以至于我几乎被摊成了二维空间中的一张正圆形的印度抛饼，粘在轮子外层与其一起继续滚动。外星人也被摊成了一张类似的饼，在我身边声音苦涩的问道：“是否……缺少终极关怀？”我想告诉它的是，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虫洞的形成原理和如何利用它进行时空穿梭之前，这个轮子自称它就是终极关怀，而我们明知其佯谬所在却无法反驳。但我张了张嘴，发现二维空间中声带已经无法振动了。